2013年10月26日 星期六

散步學:荷風的東京散策

城市不只是追逐流行,向前看或是向錢看,事實上,城市保存更多的是記憶、是歷史,是一層一層消逝的過去。
 
沒到過東京的人也可能知道東京有一條山手線,「山手」源自江戶時代,指的是位於小山丘上且較高的地方,以往是武士或是大名等階層居住的地方,在今日的池袋、銀座或是新宿等地方。
相對於山手的就是「下町」,指的是地勢低下之地,以往東京的下町水道縱橫,隅田川除了作為灌溉之用,也是交通的重要工具。山丘上的城市是上流社會聚集的地方,街道規劃整齊,往來貴族與社會上層;下町則是庶民、工匠和娛樂之地。
 
從江戶到東京,快速的都市化使得山手與下町的界線漸漸消失,之後關東大地震與二次世界大戰的空襲,雖然使得東京已非舊日的模樣,但是今日的淺草、築地、深川、月島、谷中、根津……等地方的發展還是與山手地區不同。
蜿蜒的小巷、帶著點破敗的房子,濃厚的人情味,在不經意的轉角還可以見到一些古意的小店。如果是郝龍斌當政的台北市,會覺得這樣的房子需要「都更」一下,然而,這些房子以及其中居住的人,卻是文學家們喜愛的空間與場所。
 
東京現代化一開始的地方也是從山手地區開始,當西式的樓房在這些地區一棟一棟的蓋起之後,敏感的文學家們卻關心即將逝去的江戶文化,以下町作為書寫的素材,悼念一個舊時代的離去。
有趣的是,描寫下町文化的大部分都是出生良好的社會上層,有些還曾經在國外待過一段很長的時間。永井荷風出生在小石川金富町的有錢人家,爸爸永井久一郎幕末時就已經看到時代的趨勢,留學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取得學位,當時能有那樣經歷的人並不多。
 
雖然並非含著金湯匙,卻也算得上銀湯匙出生的荷風在明治十二年出生,從小爸爸想要將他培養成金融和銀行界的專業人員,然而,荷風鍾情於文學,精通法文和英文,在美國與法國待上五年,所寫的《美國日記》(あめりか物語)和《法蘭西日記》(ふらんす物語)使他在日本的文壇得到了一定的名氣。
留學回來的荷風在慶應大學找到了教職,父親不再強迫他往銀行界發展,讓他得以專心寫作。
 
荷風的作品之中始終懷著濃濃的鄉愁,對於江戶文化的憧憬、下町文化的執著,或許是荷風本來就是念舊、懷舊之人,也可能是留學法國時,讀了歐洲十九世紀世紀末頹廢風格的相關作品。
 
荷風就像是巴黎的波特萊爾,在快速現代化的東京,流連於花街柳巷、傷春悲秋,抱怨現代文明所帶來的破壞,有時他的行為放蕩,或是像個落魄的流浪漢,在街頭踽踽獨行。
散步或許是面對發達資本主義的抗爭方法之一,當所有的人都得按表抄課,汲汲營營於生計,荷風卻是腳踏木屐,手持蝙蝠傘,信步而行,「獨自隨心所欲,慢活過日子,漫步市內遊蕩。」
 
沒有目標的散步,在都市的角落之中行走,「來到電車線後方殘留都市更新前的老街,或仰望寺廟眾多的依山小巷中的樹木,或見到架在溝渠、護城河上不知名小橋等,總覺周圍寂寞的光景調和了我的感情,一時之間令我產生難以離去的心緒。心扉為那些無用感慨所打動,比甚麼都欣喜。」
荷風散步不為了甚麼,就只為了在下町的市場、小巷或是寺廟中看到消逝的江戶文化,他的一生似乎只為了緬懷而活,活在一種情緒之中,冷眼旁觀著世界,抽離於世界之外。
 
當他父親死去後,留下了一筆遺產,不夠他揮霍渡日,但足以夠他不用賺錢也可以到處散步。他結婚似乎也是為了父親而結,父親一死,他就離婚了,從此大隱隱於市,只有他的木屐和蝙蝠傘陪伴其在東京的大街小巷中遊走。
荷風的觀察力相當敏銳,在小巷望見浮世繪的種種、庶民百態,「潛藏向陽大街上看不見之種種生活。有貧窮生活的淒涼,有隱居者的平靜,也有失敗、挫折、窮迫的最終報酬。既有情侶的新家庭,也有豁出性命私通的冒險者。因此,雖然小巷窄而短,但極富趣味與變化,宛如一部長篇小說。」
 
同時他也對街邊的樹木、淫祠、渡船、小橋、溝渠的千姿百態感到無比的興趣,細數路邊的銀杏樹,連路邊的花草也為荷風所眷戀,三色堇、蒲公英等春草,桔梗、牛郎花等秋草,在車前草的花中看到清爽中的蒼白、在莎草的穗子體驗到絹般的細柔。
 
走過山邊或是坡道旁的小廟、關注著頹圮的寺牆和枯萎的籬笆,在雜司谷鬼子母神社的林木間看見夕陽的餘暉,在九段坂、神田駿河台之上遠眺富士山。
荷風在巴黎時喜歡從蒙馬特山丘上遠眺巴黎,不喜歡寬闊修整後的現代馬路,他喜歡高高低低蜿蜒的小巷,最好還有點坡道起伏, 像是銀座和日本橋那種平坦的大道不是他散步的地方,他喜歡帶點距離看東京,從小山丘愛宕山可以一覽丸之內,由御茶水的昌平坂眺望神田川,月圓晴空之夜,則適合從牛込神樂坂、淨琉璃坂眺望「城濠堤壩上連綿老松婆娑之影映於靜靜水面上,任誰都不能不對東京如此絕景驚嘆不已。」
 
有本東京的旅遊雜誌就稱《荷風!》,散步雖然不是荷風所獨創,但其對於東京下町的描寫形成了一股潮流,後人為了紀念荷風,也走過荷風行走之地,緬懷荷風,也為東京留下更多的書寫、更多的名勝。


2013年10月19日 星期六

生死的層次感:都電荒川線與雜司之谷靈園


我一直覺得東京是座相當有「層次感」的城市,不僅是在建築上可以看到層次、速度和生死之間也可以看到層次。
 
建築層次的構造來自歷史的堆積,一代一代的建築、人物和文化在這個城市層層疊疊的交錯著。一棟新式的西式大樓之後,可能就是歷史上百年的古剎。東京人與傳統共存,在不同時代的建築之中生活著。
 
速度的層次來自不同的交通工具,東京車站可以同時看到高速的新幹線、特急列車、快速列車,地下還有盤根錯節的地下鐵。日本人對於列車的這種技術性的交通工具,除了具備實用性的功能以外,還有著儀式與美學上的意義,湯禎兆對於新幹線的觀察,相當準確的指出新幹線在文化上的意涵:「它指涉的儀式,還包括那種絕塵而去劃破長空的快感,製造出一種異度空間來。」、「外表的前衛造型,成為一種物質上進化的標記。」
速度上的一端是新幹線,是先進、進步的象徵;而速度上的另一端則是緩慢的電車。懷舊的日本人,同時也動態保存著路面電車。二十世紀初,隨著東京的現代化,興建多條的路面電車,當時東京的路面電車網相當複雜,有如現在的地下鐵網路。
 
路面電車不像地下鐵,行駛於黑暗的隧道之中,它存在生活之中,列車的叮叮聲響穿過市區,與現在的地下鐵相較,速度顯得緩慢許多,很多的電影之中,路面電車似乎成為一個時代的印記,是懷想明治或是昭和時代的象徵。
東京市區的北面還存在的「都電荒川線」,是目前都內所留存的兩條路面電車中的一條,荒川線連結三之輪橋與早稻田,所穿越的地方都是東京較為老舊的社區,一般稱之為「下町」,與建築風格前衛的表參道、六本木和汐留不同,這裡帶著「老東京」的氣氛。
 
「老」是一種生活的步調、是一種街區展現的氣氛。蜿蜒的街區,每走幾步路就是一間神社,轉角就是一間古寺。居民們的穿著也稱不上時尚,沒有西裝筆挺的上班族,也沒有行色匆匆、穿著入時的OL
散步於窄小的街角,有的是帶著小孩的媽媽,或是已逾退休之齡的老者,帶著一種優閒的氣氛、一股生活的感覺。
 
八月底到了東京開會,留下一、兩日的空閒,雖然曾經造訪這個城市十數次,但是每次總會在熟悉之中遇到驚喜,在不經意的轉角看到新鮮的地方。
從住宿的旅館出來,搭上山手線,沒有幾站就到了大塚,從這搭上都電荒川線,今天的散步將從荒川線的「鬼子母神前」開始,由鬼子母神前的表參道,途經鬼子母神堂,往南越過都電的鐵道,行經雜司之谷墓園,拜訪昭和時期大文豪們的墓園。
 
鬼子母神的故事十分有趣,源自印度的「訶梨帝母」,有五百名子女,象徵著豐產,為了養活祂的子女,殺害人間的嬰孩以作為食物。為了阻止這樣的行為,佛祖將祂最小的兒子帶走。鬼子母發現孩子不見了,痛不欲生,了解到喪子之痛,只好向佛求救,發誓永不再殺害人間的小孩,佛祖便將祂的孩子放出來!
鬼子母神後來成為一個保護小孩的神祇,這是一個美麗的故事,也是一個溫暖的寓言,八月底的夏日尾聲,早晚已經有了秋意,然而接近中午的時候,天氣還是相當炎熱,走進鬼子母神的表參道,沿路兩旁的大樹,涼風吹來,我參拜之後,坐在樹下休息。

鬼子母神前的參道上,還有一間類似台灣早期的甘仔店,招牌寫著「上川口屋」,創業於天明元年(1781),可以說是日本最古老的「駄菓子屋さん」。甚麼是「駄菓子屋」呢?主要是提供給小孩子的糖果屋,在鬼子母神堂的參道上,一間保護小孩的寺廟前,這樣的糖果屋真是再適合也不過了!
離開了鬼子母神,穿過東京音樂大學,走到了雜司谷,走進靈園,看著靈園的地圖,想找到夏木漱石的墓,樣子看起來差不多的墓碑,很難辨認得出來。不過,夏目漱石死後也不寂寞,在道路的前方,看到一組人拿著攝影機正在拍攝,進行採訪,向前走去,果然就寫著:「文獻院古道漱石居士。」
 
我在小小的墓園晃了一圈,記者向我湊過來,詢問我的來意,我用日文表明了我台灣人的身分,並且喜歡讀夏目漱石的書,來此對夏目先生表達緬懷之意。
走出墓園,想起我所知道的夏目漱石,讀過《我是貓》、《心》和《少爺》等作品。夏目漱石不是個早慧的作家,38歲時發表第一部小說,在49歲時即去世,僅僅11年的創作歲月,卻在當時及其後的文壇上都享有盛名。
 
我記得以前日幣1000元的紙鈔上印著夏目漱石的半身像,從其表情來看,似乎是個不快樂的人。夏目漱石居住在都電荒川線盡頭的早稻田附近,所居住的那條街後來改名為「夏目通」。從小就過繼給別人當養子,在繼父與原生家庭之間都過著不快樂的日子。
或許是如此,漱石長大成人後,一直為憂鬱症所困擾,也有暴力傾向。太太夏目鏡子在《漱石的回憶》中就將溯石古怪的脾氣揭露出來,對家人大呼小叫,有時還拳腳相向。夏目漱石的作品之中,多少也有點陰鬱和悲戚的傾向。漱石死後,葬在離家不遠的雜司之谷靈園
 
雜司之谷墓園中還埋葬著永井荷風、竹久夢二和泉鏡花等作家,可以說是一個世代文豪的最終歸宿。
從墓園離開後,我開始思考一些以往不曾想過的問題,東京這樣一個城市如何思考生與死的議題呢?空間上的布局如何將生人與死人分開?我們在台北的城市空間規劃中,墓園都是在城市周邊的丘陵與山坡上,城市之中很少見到大片的墓園。
 
然而,寸土寸金的東京卻展現了不一樣的空間規劃,日暮里旁的谷中靈園,10萬平方公尺的土地上,超過七千座的墓園。名畫家橫山大觀、江戶德川幕府的最後一代將軍德川慶喜等名人都埋葬於此。名人的墓碑之前都有解說其生平的石碑,裏頭逛一圈,可以增加不少歷史知識。
當春天的賞櫻季節一到,谷中靈園和雜司之谷靈園,沿路的櫻花妝點墓園,成為東京都內的賞櫻名所,日本人在墓園之中一邊賞櫻、一邊喝酒唱歌,熱鬧整個墓園的氣氛。李清志曾經指出公園化的城市靈園,對於東京人的啟發:
 
建築師北川原溫則在青山靈園前的路口,設計建造了一棟有著「死亡跳板」的大樓,似乎在向忙碌的東京人宣告死亡的無所不在與無可抗拒,強迫世人去面對死亡的現實,並且產生所謂的「終極關懷」。建築學者亞歷山大也認為,在都會中安排設置小型城市靈園,打破死人與活人間的空間界線,讓忙碌都市人可以進入靈園安靜冥想,一方面幫助安靜忙亂的心靈;一方面也可以思考自己為何忙碌。城市靈園基本上就是一座富宗教哲理的心靈空間。
 
八月末的夏日,東京雖然已經不是猛暑的溫度,但接近中午時還是有點炎熱,從鬼子母神的表參道一路到鬼子母神社前,沿途樹木參天,鬼子母神前還有一株六百年的巨木,整體的氣氛清涼而不陰森,而且一進入神社的腹地之中,便感受到這個空間的靈氣。
鬼子母神是孩子們的守護神,綿延生命,且護佑孩子。坐上都電荒川線,經雜司谷到庚申塚車站,車上的老人紛紛到旁邊的巢鴨地藏通購買日常用品,巢鴨附近已經成了高齡者的購物天堂,而附近的大片墓地,是生命的最後終結和死後的居所,從生到老,由老年步入死亡,死生之間的層次,具體的展現在都電荒川線的沿線。

2013年10月12日 星期六

舊東京的浮華世界: 岩崎邸庭園

透過八月份到東京中央大學開會的機會,也順道參訪了東洋文庫與東京大學,27日的早上,東京大學的佐川英治教授帶我們參觀了東洋文化研究所和文學部,中午在學生食堂用過餐。
 
與東京大學只有一牆之隔的是「舊岩崎邸庭園」,午後時分,阻擋艷陽高照的方法就是躲進這棟東京的後花園,體會舊日東京的奢華。宅邸完成於明治29年,為三菱創辦者岩崎彌太郎的長子,也是當時三菱的繼承人岩崎久彌請英國建築師Josiah Conder所蓋。

岩崎彌太郎
 
三菱在日本或是全世界應該都是屈指可數的大財團,其創辦人的故事或是經營哲學也是商界人士重要的成功經驗。然而,近來岩崎彌太郎之以為人所熟知或許在大河劇《龍馬傳》的關係。
 
坂本龍馬與岩崎彌太郎出身四國,兩者都為土佐藩的下士,土佐在德川幕府時代不算是特別大的藩。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後將土佐封給山內一族,掌握土佐的藩政,山內一族為了安撫原來的長宗我部氏,給予鄉士、下士的頭銜,山內一族則在高知城中掌握藩政,其部族則位居上士。
上士、下士之間的階級分別是世襲而且必須嚴格的遵守規範,直到明治維新前的幕末,下士不滿上士獨斷藩政,政權不開放的結果導致兩者產生矛盾。隨著幕府政權的危機,外國人入侵日本,使得階級之間的問題愈加激化。
 
大河劇《龍馬傳》故事一開始已經是明治維新之後,以三菱的創辦人岩崎彌太郎作為敘事者,拉開了龍馬傳的序幕。香川照之飾演岩崎彌太郎與福山雅治飾演的坂本龍馬同為土佐藩的下級武士,從小就是朋友,兩人同時也有競爭的關係。
在電視劇中,坂本龍馬被塑造成一個在相互支持家庭中成長的小孩,在家庭的關懷中,尋找自己的出路,發展自己的志向;相對的,岩崎彌太郎生長在一個貧窮,父親嗜酒且好賭的家庭,幸好彌太郎從小聰明,學會了識字讀書。
 
《龍馬傳》中的岩崎和坂本在性格上似乎是完全相反的人,或許戲劇的塑造多少有點誇大,但是從人生的選擇上多少可以看到其中的真實性。坂本注重理想,對於日本的未來有遠大的抱負,不拘小節,金錢與名利對他來說並不重要;岩崎對於政治之事並不大關心,關心眼下的利益,精打細算,名利是他最關心之事。
兩人之間性格多少有點互補,在岩崎的日記之中也可以看到兩人暢飲聊天的紀錄,是不錯且可以談心的好朋友。
 
岩崎的前半生做甚麼、失敗甚麼,直到土佐藩的參政後藤象二郎看到他所呈上來關於經濟政策的計畫,才讓人生有了不一樣的發展,他奉土佐藩的命令,到長崎做生意。當他在長崎與不同地方的外國人接觸之後,興起了開公司的念頭。
 
軍火、航運是他在幕末的亂世所想到的利基,當時既有內戰,也有對外的戰爭,在倒幕戰爭和明治初期的西南戰爭,還有日軍平定台灣的過程都賺了不少錢。西南戰爭或許是西鄉隆盛的悲劇,但其中三分之一的戰爭財卻成就了岩崎的三菱,也讓他成為明治時代的大財閥。
岩崎與中國的胡雪巖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兩人也在同一年死去,一開始都靠政府特許的行業賺錢,胡雪巖因為太平天國和陝甘回亂等戰爭,賺了不少戰爭財和洋務運動中的錢,但是胡雪巖賺錢之後,在意的是政治體系中的攀升,而不是戮力經商。
 
岩崎則是放棄政治這條路,欲將日本企業轉型成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的大公司,從董事會、發展策略到經營模式都完全的現代化,甚至連三菱未來的接班人也要學到最西方的經營方式,將弟弟送到美國留學,兒子久彌也到賓州大學習商,弟弟的兒子則到英國的劍橋大學。
 

岩崎邸庭園

岩崎的前半生是幕府時代潦倒的下層武士,後半生則展現完全不同的樣貌,因為新時代的來臨,掌握了擺在面前的人生,透過機會累積財富。擁有了錢財之後的岩崎宛如暴發戶,購進大量的土地,並且請來最好的建築師,使用最好的材料蓋起自己的宅邸。

明治10年的西南戰爭之後,岩崎靠著軍火已經累積了驚人的財富,在東京買進上野不忍池旁的土地,用以建造自己的宅邸。現在的岩崎邸庭園完成於明治29年,主要是長男久彌居住長達五十年的地方,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美軍接受,其後交由東京都管理,成為重要的文化財。
岩崎邸由當時從倫敦聘來的建築師Josiah Conder所建,他可以說是日本近代建築之父,畢業於倫敦大學,師從19世紀英國歌德建築大師William Burges,他堪稱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最重要的建築師之一。Josiah Conder一開始應聘於工部大學校,即後來的東京大學工學部,所教育的弟子更是建構了整個日本近代的建築景觀,像是設計東京車站和日本銀行本店的辰野金吾、設計京都國立博物館和奈良國立博物館的片山東雄。
在日本期間,Josiah Conder蓋了東京帝室博物館、宮內省、鹿鳴館,由於他的建築很多在關東大地震或是二次大戰東京空襲時燒毀,岩崎宅邸和三菱一號館成為他建築風格現存的最好見證。
 
岩崎久彌能夠邀請到當時在日本最好的外籍建築師,可見他的財力和地位,畢業於賓州大學的岩崎久彌從小在日本生活,後來在美國生活求學,故岩崎庭園之中同時有西式與日式的風格。
當時岩崎的宅邸,高達15000,已經可以說是莊園,建築超過20棟,現存的這一棟為2層木造建築並帶有地下室的洋館。Josiah Conder的建築概念沒有照抄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建築,以17世紀英國的Jacobean建築為底,將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融入,並裝飾以伊斯蘭風的花紋。在洋館的南側則是帶點殖民風的柱廊式陽台。
岩崎宅邸的室內裝潢也相當驚人,房間之中的壁紙以「金唐革紙」製作,這種紙源起於明治時代,當時日本開始建造大量西洋式的住宅,為了模仿歐洲王公貴族城堡之中的壁紙,製作方式需經過多道複雜的程序,這些程序與工法後來失傳,透過匠人們的研究,後來才將技術過程恢復,2005年成為國家選定的保存技術。岩崎邸的金唐革紙可以說是目前少數保存下來的場所之一。
走進洋館之後,透過走廊的巧妙設計,與和館連接,據說和館以往為書院式的建築樣式,剛完成時面積達550,比起洋館的規模還大,和館主要為岩崎家的居住空間,他們還是習慣居住在日式的空間之中,但是現存的和館比較難看到當時的樣子。洋館則主要是接待外國的客人和貴賓時的集會空間,在一樓有正門、飯廳、廚房、書房、客廳,二層設有客廳、集會場所。
 
或許由此也可以看到日本人「和魂洋才」的建築實踐,展現在外面、招待外賓的公共空間都是西洋式的建築,而居住、生活的私人空間則是日式的建築,起居仍然維持一貫的傳統。
 
從東京大學的池之端小門出來,穿過住宅區的小巷,經過一段坡道,外面很難相信這裡會有一棟如此龐大的西式大宅,具體見證幕府時代的江戶到現代化的東京。宅邸剛完成時,是日本近代建築的代表之一,100多年的宅邸,歷經了現代史上的大小事,具體而微的展示了舊東京的浮華世界。
 

2013年10月6日 星期日

東洋學的來歷:馬可波羅與東洋文庫

馬可波羅與東洋學
 
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之中以寓言的方式重新講了忽必烈與馬可波羅的故事:
 
「回到西方後,」忽必烈詢問這位威尼斯商人道,「你願意將剛才說過的故事,向你的同胞複述一次?」
 
馬可波羅回答道:
 
……但是聽的人只聽到了自己想聽的話。你會充滿興趣聆聽世界之描繪是一回事;等我回去那天,這些描繪如何在我家門外的碼頭工人、搖船伕之間流傳,則是另外一回事……決定說故事的不是說故事者的聲音,是聽故事者的耳朵。
 
歷史學家的書寫能夠改變不同文化的聽眾嗎?能夠改變不同地方的歷史學家嗎?抑或大家只各取所需,只聽自己想聽的部分?

東京的東洋文庫展出「馬可波羅和絲路 世界遺產之旅:西洋誕生的東洋學」(マルコ・ポーロとシルクロード 世界遺産の旅-西洋生まれの東洋学),透過「第七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國際會議」的機會,得以到東洋文庫參觀,並且拜訪東洋文庫中國研究的相關研究員。
 
馬可波羅的《世界的描繪》(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一般翻譯成《馬可波羅遊記》或是《馬可波羅東遊記》,據說是他在獄中向獄友口述的紀錄。西元1271年到1295年,馬可波羅在亞洲的不同地方遊歷,最為特別的是他在中國時,服務元朝皇帝忽必烈。
雖然不是第一個記述中國的人,但在西方的影響力卻相當大。馬可波羅將中國描述成一個廣大的帝國,其中皇帝的統治獨裁但仁厚、商業繁盛、具有規模龐大的城市,成為數個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對於中國想像的基礎。
 
由於馬可波羅的身分在歷史記載上難以確定,再加上多個版本的遊記手稿,手稿之間增增減減,情節和內容不大相同,裡面的內容到底是馬可波羅本人的親自經歷,抑或他只是個善於轉述別人故事的人,歷史學家爭論不休。
確認馬可波羅的經歷、事蹟,或是《馬可波羅遊記》成書的過程固然很重要,但英國中古世紀學家John Critchley提醒我們,馬可波羅在西方世界的重要性,不在於其人生經歷,也不在他如何完成這本書,而在其「為什麼」書寫此書?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之中堤供了一個解釋,馬可波羅的東遊記很明顯地有其當下的現實考量,為了其在威尼斯的仕途發展,以遙遠的中國作為理想的政治藍本,針砭威尼斯的時政,《馬可波羅遊記》之中有現實也有想像的部分、有真實也與虛構的部分,關鍵之處在於以遙遠的東方,作為西方的鏡子,滿足其當下的考量。

東洋文庫
 
時移事往,當世界逐漸地融入以歐洲為主的世界體系,其世界觀也進入了我們的生活,思維模式也壟罩了全世界。東方、遠東和亞洲的參照,都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思考,歐洲以外地方的人,從本來自認為中心的「中國」、太陽升起之處的「日之本國」,逐漸地了解到自己是「遙遠的東方」。
 
世界觀和思維方式的改變自然也影響到學術和圖書館的組織方式,日本的「東洋學」在地理上指的是以「西洋」以外的「亞洲」地區,這樣的劃分很明顯的是在西方Oriental Studies的分類範疇下。
「東洋」的分類不是以亞洲為主體的思考方式,東京的「東洋文庫」也在西方勢力進入日本時,知識分子在西方的殖民擴張之下,所成立的圖書館與研究機構之一。
 
馬可波羅時代對於東方的財富和文明是充滿羨慕的,然而,明治時代的日本則是「脫亞入歐」,不僅技術、工具和制度上要模仿西方,連學術和思想也採用西方的方式。
 
1910年東京大學開始有了東洋史學的課程,隔年於「東洋協會」創立《東洋學報》。1924年由三菱集團創辦人岩崎彌太郎的長子岩崎久彌成立「財團法人東洋文庫」,東洋文庫以莫里遜文庫的兩萬四千冊圖書為基礎,日後不斷增補,至今超過一百萬冊的圖書,在「亞洲研究」的圖書館之中可以說得上世界五大之一。
日本的「東洋研究」雖然受到西方Oriental Studies的影響,但從其圖書之中,可以看得到其「東洋」主要是以中國為主的亞洲史。在文庫的藏書之中,西歐語系的書佔藏書的百分之三十、古漢籍和現代中文藏書佔百分之四十、日文書籍佔百分之二十。
 
對於日本而言,在近代西方勢力進入亞洲之前,最重要的為中華文化對其的影響,故東洋學的重點也是以中國為重,兼及周邊的亞洲史,東洋文庫的藏書可以說是其具體而微認識世界的方式。
藏書之中最重要的為莫里遜文庫,莫里遜(G. E. Morrison)本來和「東洋」或是「亞洲」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是命運的安排使他待在中國十五年。來到中國之前,他最有興趣的是澳洲以及大洋洲的島嶼,莫里遜本人不是學者,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他是當時眾多探險家中的一個,曾徒步穿越澳洲的南部,也曾縱貫澳洲的南北部。除此之外,他尚且在大洋洲的小島上航行,並且穿越食人族部落眾多的新幾內亞。
 
一個不懂中文,也對中國不感興趣的人,在大洋洲各地叢林沙漠之間穿梭。本來打算到日本,但來不及登上船班,陰錯陽差地在中國內地旅行,後來出版了《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莫里遜從上海開始,由長江一路向西,之後由雲南到緬甸,本書記錄其在旅程中的見聞。
不會中文的莫里遜,所寫的書卻在英國造成轟動,並且使他成為《泰晤士報》駐中國的第一任特派記者,可以看出當時英國對中國認識的水準。擔任記者的莫里遜,其後也出任中華民國政府的顧問。
 
然而,莫里遜似乎對於中國文字、典籍和文化並不感興趣,對於收藏西方語文的中國書和中國研究感興趣,他喜歡德、義、英、法、西……等語文所描寫中國的書,卻不是中文書籍。
莫里遜收藏描寫中國的書,卻對中文本身不感興趣,就如同他喜歡收藏書籍,卻不一定喜歡閱讀,他網羅當時的所有關於中國的資料,並且將其地域擴展至中國周邊,包括日本、朝鮮、西伯利亞地區、越南、寮國、柬埔寨、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菲律賓等國。在語言上,涵括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荷蘭語、丹麥語、葡萄牙語、匈牙利語、希臘語、瑞典語、芬蘭語、波蘭語和拉丁語,盡其可能地收羅。這些書具體地反映了多少中國文化與社會的實情有待商榷,然而卻可以由這些印刷物理解西方對中國的看法。
 
在東洋文庫參觀時,我看到一本1485年的《馬可波羅遊記》,在版本上相當早,而東洋文庫光是《馬可波羅遊記》的版本就將近五十種,可以說是目前蒐羅最為齊全的圖書館。
莫里遜的藏書之中,較為珍貴的尚有大量清末海關成立之後的「季報」、「年報」和「十年報」,美國政府的「遠東外事匯報」,歐洲各國政府對於中國的報告書等。除此之外,當時歐洲的中亞學者、漢學家和亞洲學會所發表的學報和刊物,莫里遜也全部收集。
 
當莫里遜要離開中國時,打算出售這些刊物,本來是打算賣給美國的大學,像是耶魯或是加州大學等有興趣的學校。出售的消息被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的總裁井上準知悉,井上準知道這批資料的珍貴性,與三菱的董事長岩崎久彌溝通此事。隔年夏天,日方派出東洋史學家石田與之助和正金銀行的董事小田切萬壽之助主導買賣的事宜,以重金35000英鎊,超出其他買家的金額得到這批資料。
莫里遜所收藏的圖書後來藏於岩崎久彌的別墅之中,岩崎一家出身於四國土佐的下級武士,雖然後來經商成功,但是創辦人岩崎彌太郎、其弟彌之助,從小熟讀漢文典籍,對於儒家思想都有孺慕之情,故彌之助以及後來的久彌都曾購買大量的漢文典籍,或是與中華文化相關的書籍。
 
東洋文庫以莫里遜文庫為基礎,其後加入「岩崎文庫」,岩崎久彌的藏書中最為珍貴的為日本漢文典籍及隋、唐由中國傳來的抄本(之中的《毛詩》、《古文尚書》、《史記》和六臣注的《文選》已經列為日本國寶),尚收藏一些宋版、明版的漢文典籍,有些在中國已經佚失的作品,都為岩崎的重要收藏。
除此之外,像是學者藤田豐八、一雄等藏書也都進入東洋文庫之中,除了中國和日本的相關藏書之外,也擴張到藏文、越南漢喃、波斯語、東南亞語種和南亞語種等相關文獻。
 
東洋文庫除了藏書之外,也舉辦各式各樣的演講,在其下設有無給職的研究員,研究員主要為附近大學的教授或是名譽教授,接待我們的為研究員漥添慶文、池田雄一、藤田忠、太田幸男等教授,他們的研究範圍主要在秦漢到魏晉南北朝,最近的研究興趣為《張家山二年律令》和《水經注》,組成讀書會,參與的包含東京及其附近大學的教師和研究生,並出版相關的譯著和研究。
 
日本學者的研究非常強調對於史料和文獻的梳理,就中國古代史的研究而言,似乎還不用考慮到亞洲、東方或是西方的問題。
 
然而,真的是如此嗎?
 
東洋、中古都是西方歷史用以劃分地理和歷史的觀念,深深地嵌入我們思考的模式之中,我們很難跳脫這樣的框架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