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7日 星期日

傳統的現代詮釋:南禪寺與琵琶湖疏水道

東山附近是我們經常在京都散步的所在,有時走過南禪寺,再往岡崎疏水道走到平安神宮。這裡不只有古都的氣息,也適合生活、文化活動和飲食。一個美好的下午或是寧靜的晚上,很適合在此度過。

以平安神宮為中心的區域,涵蓋京都最多的博物館,包含市立動物園、美術館、圖書館、勸業館和京都會館群集的文化公園。

東山附近也聚集著京都最知名的料理亭,我們曾在菊乃井用過餐,在伊藤博文舊居所改建的咖啡館度過沉靜的夜晚。南禪寺的湯豆腐順正,改建以往的順正書院,使用南禪寺純淨的水質,搭配著懷石料理的湯豆腐,使我們得以體驗日式的飲食文化。
春天時則住在南禪寺附近的料理亭菊水,在蹴上的傾斜鐵道與平安神宮旁欣賞著櫻花。美不勝收,春櫻秋楓的東山,有著傳統的日式美饌,也有上百年的古剎,宛如走進時光隧道回到過去,但其實背後充滿著現代化的技術,使得傳統能與現代技術並存,擷取便利的生活方式,卻不傷害到原有的傳統文化。

古都從明治維新開始,就一直在生活之中進行著「傳統」的「現代」詮釋。

南禪寺

南禪寺在京都的佛寺中地位相當高,名列五山之中最高的位置,佛學的傳統見證了漢和之間的文化交流,開山禪師無關普門曾入宋修法,在靈隱寺和淨慈寺中求學習法,深入瞭解漢傳佛教的精隨。
日僧入漢,漢地的僧人也跨海弘法,南禪寺第三任住持為臨濟宗的一山一寧禪師,受元成祖的命令赴日度化日本,時值元朝跨海攻打日本之後,雖然兩次都沒有成功,但使日本人對這位跨海而來的高僧產生懷疑,以為其是奸細,禁錮於伊豆的修善寺之中,一寧禪師不以為意,仍修禪求道,後來幕府認識到他是一位有道高僧,禮聘其主持建長寺、圓覺寺和淨慈寺。

一山一寧以其博學多聞贏得日本人的尊重,當時的後宇多上皇仰慕一寧禪師,向幕府下詔,邀請其往南禪寺主持。南禪寺為十方叢林,不限定由自己的弟子所繼承,而是邀請各方的高僧主持,故南禪寺建立之初即廣開大門,向諸方求教,使得其寺運不墜,後來的明極楚俊、清拙正澄等也都是從漢地東渡的高僧。

南禪寺除了在佛學的傳承上有深厚的傳統之外,建築上也屬一絕,於1628年所完成的「三門」,是藩主藤堂高虎為了紀念戰爭中死難的士兵所修建,「三門」並非三個門,而是象徵「空門」、「無相門」和「無顯門」中佛學的三個境界。
南禪寺兩層的「三門」,高達22公尺的木造建築,遊客可登門爬梯,看見京都市街的景色,將凡世盡收眼底,轉過身則是脫塵超凡的禪院。

曾經到過南禪寺的人一定很熟悉之中的「水路閣」,穿越南禪寺的紅磚拱型水道,為明治維新時仿照羅馬時代的水道建築,原本鮮紅的紅磚,歷經時間的洗鍊,紅磚上生長著青苔,搭配著南禪寺的蒼松巨木,成為不少電影中取景的對象。
如果沿著水路往北,會走到著名的「哲學之道」,得名自日本的哲學家,也是京都大學教授西田幾多郎在此道上沉思、散步。由於有著清澈的溪水,春天的櫻花綻開,夏天則有螢火、蟬鳴,秋天的楓紅,外加學生、教授在附近生活,很多咖啡店與飲食店也在此聚集,成為京都的觀光名勝。

如果不了解京都的現代化過程,會以為這些風景本來就在那裡,彷彿與古都的傳統一樣悠久,然而,東山附近的景觀,不僅是傳統的古蹟,也是京都現代化的一部分。

琵琶湖疏水道

風起雲湧的幕末,維新志士們推動著大政奉還,舊幕府力量最大的為關東地區,天皇遷都東京以平息關東的舊勢力。遷都之後,隨著天皇移居東京的公家、官吏和商人們,使京都的人口銳減,從原本的35萬人驟減到20萬人左右。

然而,京都市民並沒有消極下去,反而投注大量的心血在京都的復興,新時代的復興不只是傳統文化的再創造,而是得思考現代的技術如何與京都這個城市共存共榮,琵琶湖疏水道就是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工程。
前現代的京都為了鋪設電力系統,必須找到合適的發電方式,由於京都是個內陸城市,只能仰賴煤炭,但是運輸成本高,使得電力也無法普及於一般民眾。

為了改善運輸的問題,當時的官員們嘗試建立水道,引進京都東面琵琶湖的水,相連之後就可以更進一步的與大阪的淀川相連接,解決運輸成本的問題。

時代創造青年,青年也同時創造時代,京都府知事北垣國道破格委託了一個大學畢業生擔任此項重責大任。田邊朔郎當時就讀於工部大學,也就是後來的東京大學工學院,畢業的論文就是琵琶湖的疏水道計畫,田邊朔郎指出疏水計畫的優點可以促進工業發展、帶來運輸的便利性、供給稻田灌溉之用、水道之水尚可提供防火、使京都居民的飲用水不餘匱乏、還可以淨化市區的河川。
琵琶湖疏水道的工程對於當時的日本人而言十分困難,不僅要解決水位高低差的問題,還有不同長度的疏水隧道,都在在考驗著年輕的工程師田邊朔郎。最長的隧道在琵琶湖側,總長超過2400公尺。由於當時的日本人尚不熟悉現代工程,進行之時還造成不少人的傷亡。

田邊朔郎的計畫後來不僅促成了運輸的便利,還在蹴上開了日本第一座的水力發電廠,由於水力的電力,使得京都在現代化早期,其工業、商業和一般民間用電不需使用煤炭,降低了工業發展所帶來的汙染問題。
田邊朔郎所推動的琵琶湖疏水道,雖然目前已經沒有實際上的發電作用,但是京都人都還難以忘記這個帶動京都現代化的人,保存其所創造的南禪寺水路閣、蹴上發電廠、發電用的傾斜鐵道和岡崎疏水道。

從南禪寺、永觀堂、若王寺、銀閣寺旁的水道,一直到岡崎疏水道和蹴上的傾斜鐵道,栽種了許多的櫻花樹,在春暖花開的時候,粉色的緋紅點綴著東山,不僅使現代化的設施設備增進了民眾的生活品質,尚且與周圍的景觀十分協調,兼顧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使得兩者之間不是衝突,而是相互融合。

2014年4月17日 星期四

醍醐花見:世界文化遺產 醍醐寺


花之醍醐

「如果在京都,只看一次櫻花,就到醍醐寺吧!」京都人這麼說著。

或許是醍醐之櫻令人難忘,看過一次就無法忘懷,深深地烙印於心中。

醍醐之櫻也是豐臣秀吉死前難以忘懷的景象,賞櫻之後的半年,享年63歲的秀吉也結束了精彩的一生。

秀吉為了準備到醍醐寺賞櫻,動員大量的人力和財力,或許知道自己的日子所剩無多,希望人生的最後一個春天,能夠看到最為絢爛的櫻花。
京都近郊的醍醐寺,在秀吉的時代並不好到達,抱病的秀吉為了確保櫻花的景觀,來來回回視察場地七次,以確保開花的美景和他腦海中所想像的一樣。

秀吉出身寒微,靠著自己的努力和聰明,在戰國的亂世之中脫穎而出,不僅好大喜功,還喜歡炫耀財富、漁好女色、拈花惹草。

相較於優雅節制的公卿和皇室,秀吉被視為是暴發戶,缺乏品味和教養,當秀吉取得天下時,附庸風雅,訪求茶道、花道、書道、歌道名家,讓自己不再是一介武夫。

秀吉第一次拜訪醍醐寺之後,就喜歡上這裡的景色,打算將這片山林植滿櫻花,從近江的大和山城引進七百株櫻花樹,品種包含枝垂櫻、染井吉野、山櫻和八重櫻……等,並且在醍醐寺內建了八座風格各異的茶室,邀請妻妾、公卿和大名們一同參與盛會。
據說當天參加的女性,包括秀吉的妻妾和臣下的女眷們就超過一千三百人,准許她們在宴會進行之中換裝三次,人比花嬌、爭奇鬥豔的情形可見一般。

這次盛大的賞櫻不只空前,而且絕後,其後的將軍們沒有人能像秀吉如此豪奢,「醍醐の花見」、「花の醍醐」也在歷史上留下雅名。

秀吉的花見雖然無法復見,但京都人每年仍然以行動記住那場盛會,在四月的第二個星期日,盛開的櫻花將醍醐寺染上緋紅的顏色時,舉辦「花見行列」以回憶那消逝的櫻花,扮演秀吉的人每年由京都各行各業的名人擔綱,上百名身著當時華服的男女重現當年的花見行列。
如果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豐臣秀吉雖然是個俗人,但卻透過櫻花和一系列的活動,重新詮釋了日本文化的主體性。醍醐花見成為賞櫻文化的代表,以往日本賞花的主角很大一部分是從中國傳入的梅花,在日本至今仍有不少賞梅的地點。

秀吉大費周章地讓賞櫻成為一種文化特質,可能不只是單純的賞櫻而已,或許在心理層面之中多少有點「去中國化」的意味,樹立日本文化的特質。醍醐花見的同年,秀吉還出征朝鮮,打算西進中國,讓日本文化成為東亞的主流。

醍醐寺

「花之醍醐」的盛名讓醍醐寺在櫻花季湧入大量的人潮,平日的醍醐寺相當幽靜、清雅,從大門進入之後,夾道的樹木,完成於公元951年的五重塔立於道旁,木造的建築歷經時代的洗鍊愈見莊重,裏頭繪有兩界曼荼羅的畫像,鑒於古蹟保存上的不易,不對外開放,更增加其歷史的神秘感。
現今的醍醐寺雖是佛寺,但在九世紀理源大師建堂之前,已經是日本傳統入山岳修行者的重要場所。古代日本修行者認為山岳帶有神秘的力量,為了淨化心靈,入山修練是重要的儀式,形成所謂的「修驗道」。

當佛教東傳日本,與「修驗道」傳統揉合成「山岳佛教」,入山苦行的僧人,於山中獲得開悟的啟示或是神祕的宗教力量。醍醐寺所在的笠取山為「修驗道」的靈山,從理源大師之後的數代座主也都於山中不出、閉關修行。

「醍醐」之名何來,《涅槃經》中:「譬如從牛出乳,從乳出酪,從酪生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醍醐乃是乳酪之中最上乘的美味,可以「除諸病,令諸有情自心安樂。」在典籍之中常見的「醍醐灌頂」則指灌輸智慧、佛性,使人拋棄成見,引入無上智慧,「以甘露法水而灌佛子之頂,令佛種永不斷故」。
醍醐寺位於京都的伏見,一向都以良好的水質聞名,水的源泉則來自醍醐寺所在的山中。現今醍醐寺的主體建築群一般稱為「下醍醐」,如果要登上修驗道的靈山聖地「上醍醐」,還得花上一個小時以上的時間,在登山客或是修行者爬得筋疲力竭的時候,會發現「醍醐水」的石碑,這股泉水從醍醐寺建堂起即湧出,已超過千年以上,甘甜的泉水有如灌頂,理源大師在笠取山建堂開山,並將此山更名為醍醐山,想在此傳道設教,弘揚佛法。

第一次造訪醍醐寺時在冬日的午後,溫暖的陽光灑落,漫步於寺中,看著林泉與辨天堂,清澈的池水之中映照著朱橋與天光,池邊的青苔也隨著光影的變化轉變出不同的意境,禪意十足。
再度造訪醍醐寺則是櫻花滿開的時節,繁櫻似錦,為寺廟妝點上活潑的氣氛,使得清幽的寺廟殿宇之間增添了一股魯迅所說的「緋紅的輕雲」。

使醍醐寺妝點顏色的豐臣秀吉應該是不懂佛法的,對他來說,這裡的山景適合目眩神迷的櫻花,管他甚麼佛門清淨之地,只要符合他的美感體驗就好。

當我們駐足在每株櫻花樹之前,都醉心於其不同的姿態,完全忘記自己是在一座寺院之中,只剩下眼前的櫻花和心手相連的我們,能夠感受到多少佛法我不知道,但是櫻花增添了我們的美好回憶。
據加藤廣在小說《秀吉の枷》之中的情節,秀吉雖然有不少的妾室,但是北政所,也就是寧寧才是他的最愛,花費大批的精力和財力在醍醐寺廣植櫻花,為了與寧寧感受以往的美好情懷。

小說的情節是真是假無法確認,但是我們不用像秀吉一般,無須等到臨終時就可見到醍醐寺的櫻花,在盛開的櫻花下一起欣賞這片美景,櫻花的粉色,不是單純的一種,而是具有層次性的差別,有些櫻花雖然具有數百年的歷史,但每年只剩開幾天,用盡一切的力氣恣意地展現,搭配上刻意修剪的樹枝,使得每一株的姿態與景致都有可觀之處。


2014年4月7日 星期一

關鍵時刻知識分子的出處進退:2013年傅斯年講座

「他是我在當世最佩服的人之一。」

邢義田老師在2013年傅斯年講座的第三場即將結束的問答時間如此說著。

2013年的傅斯年講座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教育部長、故宮博物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杜正勝先生。

講題以「古史研究與古代史學」為主題,時間分別為:

演講:古代史學革命
時間:1218(星期三)上午10(演講前頒發「傅斯年獎學金」)
座談:古史探索四十年
時間:1220(星期五)上午10
地點:本院史語所研究大樓704會議室
備註:第1場演講「從古學復興到古史新研」,已於1022日史語所「85周年所慶演講會」舉行。

第一次參加傅斯年講座是得到「傅斯年獎學金」的時候,那一年的講座由羅威廉(William Rowe)教授擔綱,研究中華帝國晚期的專家,當時幫我寫推薦信的人就是碩士論文的指導老師杜正勝先生。

和杜老師接觸以來,他從故宮博物院院長到教育部部長,我們很少在杜老師史語所的辦公室面談或是聊天,都是在故宮博物院或是教育部長室裡,以往和杜老師見面,除了討論我的修課、學業和論文,或請老師幫我寫推薦信,很多時候我都會向杜老師請教人生的選擇與決定。

杜老師以其在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得到學術界的肯定,作為一個古史學者,出版《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對於中國古代史提出一個有機且整體的看法。當杜老師做研究生的時候,所面對的時代背景是共產主義的左派史學,將中國歷史套上「從奴隸到封建」的想法,而杜老師則從史料和當時在台灣難以得到的考古資料入手,對於秦漢以前的社會結構,採用武裝殖民、城市國家等看法建構他的「城邦論」。

1990年所出版的《編戶齊民》,以戶籍、軍制、行政系統、土地、法律制度和地方共同體等層面來討論秦漢的社會結構,從制度史的角度切入,為的是理解基層社會。古代社會中大部分的平民沒有留下個人的紀錄,從制度才得以理解一般民眾。杜老師從考古資料與傳世文獻當中宏觀的解釋中國社會的轉變,關心的是基層社會的百姓。《編戶齊民》不是一本容易懂得書,我在大學時也讀得懵懵懂懂,直到後來接觸較多的材料才能夠理解其中的功夫。

歷史學家生活在當代的歷史情境之中,我們雖然研究古代的歷史,但是同時也在思考當代的問題。杜老師的古代史研究與個人的處境有甚麼關係呢?

還是以杜老師自己的話來說明他的研究,杜老師在1999年於哈佛大學東亞系所舉辦的「第一屆楊聯陞講座」之中發表〈中國古代史研究台灣觀點〉中夫子自道:

《編戶齊民》的寫作開始在1980年,其心境與《周代城邦》相似,都想從歷史尋找中國何以政治力量獨大的原因。1980年的台灣統治威權依然肅殺森嚴,自由主義者的苦悶仍然不得解脫。但像我這輩人早年的關懷,進入九○年代以後,恐怕已喪失現實的意義……短短十年間,台灣政治社會變化之巨且烈,使年紀還不算太大的我感覺恍如隔世!……我寧願我的子女告別中國的「編戶齊民」傳統,視自由、人權為他們的天賦權利,也不希望我的《編戶齊民》還有現實性。


古代中國的齊民,就是政府之下的順民,身為一個人所該有的權利是缺乏的。從九○年代一直到新世紀,杜老師也結合一些當時青壯年的歷史學家,成立《新史學》雜誌,除了是一本雜誌以外,也是一種史學的轉變,以杜老師的比喻來說,宛如人體的骨骼和血肉,二者缺一不可,以前的研究較為注重骨架,之後的研究則強調在血肉、心靈的部分。

走進新世紀,杜老師先是任職於故宮博物院院長4年,後又於教育部擔任部長4年,離開史學界已逾一段日子。以往我曾經問他,卸任公職之後想寫些甚麼?

從這次的傅斯年講座,我多少得到一些答案了。

杜老師的演講從清末明初的知識份子的古代史研究開始,當西風東漸,大清帝國搖搖欲墜,在這個「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知識分子的抉擇是什麼?一個知識分子在關鍵時刻如何出處進退?知識份子所研究的學問如何與時代互動呢?

研究國粹、古學的章太炎,所研究的雖是古代史,其具體關懷卻是現實的,在〈與李鴻章書〉中寫道:「會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敝,而斯以古之道術振之。」因為當下動盪的時局,面對外來的敵人,想要從歷史經驗之中尋求方法以幫助百姓。
然而,這一時期的「國學」已經不只是以往的經、史、子、集,也不是知識分子用來科舉考試的利祿晉升之階,與外國人接觸之後,年輕一輩負笈國外,發現舊的學問已經無法適應時代的需求,對待古代史和古學都要有不一樣的態度,超越既有的格局。

國學的研究從墨守舊有的學問至王國維的「無新舊、無中西、無有用、無用」,視野已經打開,學問的路也就更廣,到胡適時以歷史的眼光理解舊有的學問,強調中立的眼光,而且以往的國故不一定是好的,也有國醜,毛子水就認為以往通經致用會妨礙學術的發展。
國學的研究者本想透過國學以振興民生、強國保種,但是當國學的界線打開之後,以往的知識無法理解當下的現實,只有超越過去的想法、放開自己的眼界,才能夠過用新的方法理解當下,甚至透過新的知識了解過去,以新的眼光看過去,發現過去的歷史似乎不是自己所熟悉的世界。

王國維以及一路上支持他的羅振玉,創造了研究古學的新方法,開啟了新的史學研究取徑。王國維的《殷墟書契考釋》、《殷商貞卜文字考》等作品以地下出土的實物和原有的文獻相互參照,並且以「異族故書與吾國舊籍互相補正、外來觀念與固有材料互相參證」,開創了新的方法,也為後來傅斯年的史學革命立下了基礎。
清末明初研究古學和古史的研究者們,所研究者古、其精神卻根植於當下,時代的變動之中,他們的出處進退也是個有趣的課題,在杜老師的演講之中,分析每個人的政治取向,章太炎從維新派轉到革命派;劉師培從革命派轉向帝制,而王國維的政治傾向也轉變了好幾遍,有時僅在數年之間就轉向,最後留著辮子投湖,徒留感概。

關鍵的時刻,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是甚麼?他們似乎也沒有一定的傾向,忽而往左、瞬而向右,快速變動的時代中,政治局勢也瞬息萬變,知識分子在當下也很難做出將來不會後悔的決定,章太炎也寫過很多「匡謬」的文章,糾正自己的錯誤,以今日之我戰勝昨日之我。

或許這些知識分子的改變就和他們當時所獲得的大量知識一樣,學習了很多新知識,自然會改變以往對於學術的看法,或更改自己的政治傾向。個人的學術研究和身處的時代有關,也和個人獨特的人生際遇若合符節,王國維在1904年就寫下:「宇宙人生之問題,其解釋無論出於本國或外國,其償我知識上之要求,而慰我懷疑之苦痛者則一也。」

演講之後的座談,我問了一個問題,杜老師是否透過研究這些變動時代的知識份子,瞭解他們在學術和政治上的選擇,以安頓自己過往的選擇與人生。

杜老師說我的問題有褒有貶,似乎暗示他的現實關懷會影響其研究的客觀性,雖然承認其研究當中所具備的現實意義和自身關懷,但仍是以史料為基礎、經得起檢驗的研究,而不單純只是個人的感性抒發,或許這就是歷史學家該有的態度吧!

演講最後幾張的Power Point或許說明知識分子面對時代的挑戰時也是相當的迷惘,史家是能獨坐於書齋之中的「寂寞蠹魚」,抑或能繼往開來呢?

※演講筆記,轉載或分享請告知。

2014年4月2日 星期三

文字的故事:解讀里耶秦簡—秦代地方行政制度

二十一世紀中國最重要的考古發現,很多考古學家和學者認為是里耶秦簡。

去年年底由武漢大學所出版的《簡帛》第八輯刊載業師葉山(Robin Yates)所撰寫的 〈解讀里耶秦簡秦代地方行政制度〉,中文版是我在201210月底所翻譯的,當時老師準備去參加「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12」,主題圍繞在秦簡牘研究,特別是里耶秦簡。

新史料的出現往往在意料之外,里耶在哪?在里耶秦簡出現之前,一般人可能很難在地圖上指出它的位置,里耶也因為這批秦簡讀的出現而大為出名,處於湖南省極西的里耶,現在受龍山縣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所管轄,為少數民族生活的地方。
即使現在,交通也極為不便,離當地的縣城一百多公里,沒有高速公路、也沒有鐵路的里耶,在2002年發現超過4萬枚的簡讀,引起學者的震撼。2003年的簡報和2007年的考古發掘報告主要是針對物質文化遺存,文字的部分直到2012年的1月才出版,由陳偉所主編的《里耶秦簡牘校釋》 第一卷,是第五、六、八層的2552枚簡牘的復原和釋讀,而在九到十七層,由城壕所出土的簡讀則超過三萬八千枚,將於其後的四卷發表。

現在的里耶是湖北、湖南和重慶的交界,處於湖南的邊區、是三不管地帶。然而,從秦帝國歷史的發展來看,里耶是秦帝國擴展過程相當重要的一步,當秦征服巴、蜀之後,往東向長江流域的楚國發展,處於巴、楚交界的里耶是帝國版圖擴張的第一個接觸點。里耶秦簡為秦王政二十五年( 222 ) 至秦二世元年( 209 )所留下的紀錄,當時的里耶隸屬於洞庭郡遷陵縣。

新的史料將改變我們對於過去的認識,以往對於古代地方行政的資料相當缺乏,超過四萬枚的簡牘將使我們對於古代地方、社會、民族、郵驛等不同層面的社會史有更深刻的理解。

地方政府的檔案與文書,一直是中國歷史學者所關心的材料,以往只有清代的地方檔案留存下來,里耶秦簡珍貴之處就在於提供兩千年前地方行政的第一手資料,可能連司馬遷都不知道的材料出現在我們的眼前。

葉老師的這篇論文本來在2012年哥倫比亞大學的「帝國之前早期秦國歷史和考古國際學術討論會」(http://www.columbia.edu/cu/seminars/EarlyChina/Qin-Conference/QIN-Program.html)上發表,其後修定稿在2012年的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古代庶民社會」(http://proj3.sinica.edu.tw/~icosas/03_01_ch.php)上發表,三稿則於同年武漢的「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12(http://www.bsm.org.cn/show_news.php?id=467)發表。



葉山(Robin D.S. Yates)撰、胡川安譯,〈解讀里耶秦簡秦代地方行政制度〉,《簡帛》第八輯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8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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