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7日 星期一

關鍵時刻知識分子的出處進退:2013年傅斯年講座

「他是我在當世最佩服的人之一。」

邢義田老師在2013年傅斯年講座的第三場即將結束的問答時間如此說著。

2013年的傅斯年講座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教育部長、故宮博物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杜正勝先生。

講題以「古史研究與古代史學」為主題,時間分別為:

演講:古代史學革命
時間:1218(星期三)上午10(演講前頒發「傅斯年獎學金」)
座談:古史探索四十年
時間:1220(星期五)上午10
地點:本院史語所研究大樓704會議室
備註:第1場演講「從古學復興到古史新研」,已於1022日史語所「85周年所慶演講會」舉行。

第一次參加傅斯年講座是得到「傅斯年獎學金」的時候,那一年的講座由羅威廉(William Rowe)教授擔綱,研究中華帝國晚期的專家,當時幫我寫推薦信的人就是碩士論文的指導老師杜正勝先生。

和杜老師接觸以來,他從故宮博物院院長到教育部部長,我們很少在杜老師史語所的辦公室面談或是聊天,都是在故宮博物院或是教育部長室裡,以往和杜老師見面,除了討論我的修課、學業和論文,或請老師幫我寫推薦信,很多時候我都會向杜老師請教人生的選擇與決定。

杜老師以其在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得到學術界的肯定,作為一個古史學者,出版《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對於中國古代史提出一個有機且整體的看法。當杜老師做研究生的時候,所面對的時代背景是共產主義的左派史學,將中國歷史套上「從奴隸到封建」的想法,而杜老師則從史料和當時在台灣難以得到的考古資料入手,對於秦漢以前的社會結構,採用武裝殖民、城市國家等看法建構他的「城邦論」。

1990年所出版的《編戶齊民》,以戶籍、軍制、行政系統、土地、法律制度和地方共同體等層面來討論秦漢的社會結構,從制度史的角度切入,為的是理解基層社會。古代社會中大部分的平民沒有留下個人的紀錄,從制度才得以理解一般民眾。杜老師從考古資料與傳世文獻當中宏觀的解釋中國社會的轉變,關心的是基層社會的百姓。《編戶齊民》不是一本容易懂得書,我在大學時也讀得懵懵懂懂,直到後來接觸較多的材料才能夠理解其中的功夫。

歷史學家生活在當代的歷史情境之中,我們雖然研究古代的歷史,但是同時也在思考當代的問題。杜老師的古代史研究與個人的處境有甚麼關係呢?

還是以杜老師自己的話來說明他的研究,杜老師在1999年於哈佛大學東亞系所舉辦的「第一屆楊聯陞講座」之中發表〈中國古代史研究台灣觀點〉中夫子自道:

《編戶齊民》的寫作開始在1980年,其心境與《周代城邦》相似,都想從歷史尋找中國何以政治力量獨大的原因。1980年的台灣統治威權依然肅殺森嚴,自由主義者的苦悶仍然不得解脫。但像我這輩人早年的關懷,進入九○年代以後,恐怕已喪失現實的意義……短短十年間,台灣政治社會變化之巨且烈,使年紀還不算太大的我感覺恍如隔世!……我寧願我的子女告別中國的「編戶齊民」傳統,視自由、人權為他們的天賦權利,也不希望我的《編戶齊民》還有現實性。


古代中國的齊民,就是政府之下的順民,身為一個人所該有的權利是缺乏的。從九○年代一直到新世紀,杜老師也結合一些當時青壯年的歷史學家,成立《新史學》雜誌,除了是一本雜誌以外,也是一種史學的轉變,以杜老師的比喻來說,宛如人體的骨骼和血肉,二者缺一不可,以前的研究較為注重骨架,之後的研究則強調在血肉、心靈的部分。

走進新世紀,杜老師先是任職於故宮博物院院長4年,後又於教育部擔任部長4年,離開史學界已逾一段日子。以往我曾經問他,卸任公職之後想寫些甚麼?

從這次的傅斯年講座,我多少得到一些答案了。

杜老師的演講從清末明初的知識份子的古代史研究開始,當西風東漸,大清帝國搖搖欲墜,在這個「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知識分子的抉擇是什麼?一個知識分子在關鍵時刻如何出處進退?知識份子所研究的學問如何與時代互動呢?

研究國粹、古學的章太炎,所研究的雖是古代史,其具體關懷卻是現實的,在〈與李鴻章書〉中寫道:「會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敝,而斯以古之道術振之。」因為當下動盪的時局,面對外來的敵人,想要從歷史經驗之中尋求方法以幫助百姓。
然而,這一時期的「國學」已經不只是以往的經、史、子、集,也不是知識分子用來科舉考試的利祿晉升之階,與外國人接觸之後,年輕一輩負笈國外,發現舊的學問已經無法適應時代的需求,對待古代史和古學都要有不一樣的態度,超越既有的格局。

國學的研究從墨守舊有的學問至王國維的「無新舊、無中西、無有用、無用」,視野已經打開,學問的路也就更廣,到胡適時以歷史的眼光理解舊有的學問,強調中立的眼光,而且以往的國故不一定是好的,也有國醜,毛子水就認為以往通經致用會妨礙學術的發展。
國學的研究者本想透過國學以振興民生、強國保種,但是當國學的界線打開之後,以往的知識無法理解當下的現實,只有超越過去的想法、放開自己的眼界,才能夠過用新的方法理解當下,甚至透過新的知識了解過去,以新的眼光看過去,發現過去的歷史似乎不是自己所熟悉的世界。

王國維以及一路上支持他的羅振玉,創造了研究古學的新方法,開啟了新的史學研究取徑。王國維的《殷墟書契考釋》、《殷商貞卜文字考》等作品以地下出土的實物和原有的文獻相互參照,並且以「異族故書與吾國舊籍互相補正、外來觀念與固有材料互相參證」,開創了新的方法,也為後來傅斯年的史學革命立下了基礎。
清末明初研究古學和古史的研究者們,所研究者古、其精神卻根植於當下,時代的變動之中,他們的出處進退也是個有趣的課題,在杜老師的演講之中,分析每個人的政治取向,章太炎從維新派轉到革命派;劉師培從革命派轉向帝制,而王國維的政治傾向也轉變了好幾遍,有時僅在數年之間就轉向,最後留著辮子投湖,徒留感概。

關鍵的時刻,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是甚麼?他們似乎也沒有一定的傾向,忽而往左、瞬而向右,快速變動的時代中,政治局勢也瞬息萬變,知識分子在當下也很難做出將來不會後悔的決定,章太炎也寫過很多「匡謬」的文章,糾正自己的錯誤,以今日之我戰勝昨日之我。

或許這些知識分子的改變就和他們當時所獲得的大量知識一樣,學習了很多新知識,自然會改變以往對於學術的看法,或更改自己的政治傾向。個人的學術研究和身處的時代有關,也和個人獨特的人生際遇若合符節,王國維在1904年就寫下:「宇宙人生之問題,其解釋無論出於本國或外國,其償我知識上之要求,而慰我懷疑之苦痛者則一也。」

演講之後的座談,我問了一個問題,杜老師是否透過研究這些變動時代的知識份子,瞭解他們在學術和政治上的選擇,以安頓自己過往的選擇與人生。

杜老師說我的問題有褒有貶,似乎暗示他的現實關懷會影響其研究的客觀性,雖然承認其研究當中所具備的現實意義和自身關懷,但仍是以史料為基礎、經得起檢驗的研究,而不單純只是個人的感性抒發,或許這就是歷史學家該有的態度吧!

演講最後幾張的Power Point或許說明知識分子面對時代的挑戰時也是相當的迷惘,史家是能獨坐於書齋之中的「寂寞蠹魚」,抑或能繼往開來呢?

※演講筆記,轉載或分享請告知。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